唐进行了一系列财政方面的改革。
也就是分税制改革,将“事权”下放,将“地权”、“财权”、“税权”全部上收。
结果就是造成了,跟之前完全相反的一个结果。
南唐总财政有钱了,州里的财政变穷了,郡里更穷,县里穷的只剩裤衩子了,而乡里,则是直接就穷的光腚了。
就像之前的那封信里所说的,“乡镇财政长期处于赤字状态,而且每年的负债还在不断的累加,就算是不搞任何的建设,只应付上缴的税费、给人员发工资、支付银行的借款利息,每年入不敷出的缺口,都有上千万之巨。”
当地乡镇财政无法维系,只能将这些负担转嫁到土地上和农民的头上,变成了各种名目繁多的杂费,借此来应对财政上的亏空和不足。
另外还有一个环境因素,南唐这边的环境真不咋地,整个九十年代境内灾害频发,农民忙忙碌碌辛苦一年,很可能一场水灾,一年的收入就化为了泡影。
关键这样的灾害,发生了还不是一次两次,一次就需要很多年才能缓过劲儿来。
再一个原因就是,地方机构,人员臃肿,严重超编,他们可都是要靠财政供养的,当财政养不起的时候,可不就得从农民身上吸血补贴嘛。
最后不得不提的就是市场和技术因素了,南唐的农民,到现在还都是小农经济,自动化水平低,也形不成规模,抗风险的能力自然就弱。
恰逢这会儿国际市场上粮食价格大跌,化肥、农药等成本却在上涨,这让收入本就不多的农民,经济上更是雪上加霜。
就是以上这种种因素的累加作用之下,九十年代的农民,逐渐失落,对土地失去了希望了。
其实像这种三农问题,并非一家一国独有,这是从农业化转向工业化,一个必然的进程和阶段,基本上所有工业化国家都经历过。
就像约翰牛搞工业化时,“羊吃人”的现象,还有毛熊大搞工业化时的,饿死人的那些现象等等!
而南唐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人口基数太大,农民数量太多,所以其难度就会被呈指数的放大和增加。
因此,兜了一圈,事情最终又回到了一个两难的境地中。
是要发展,还是要公平,是要工业化,还是继续保持小农经济,每一个选择好像都会顾此失彼,但又不得不做出选择。
所以,当后人惊叹于发展取得的成就时,请对农民保持适度的尊重,以及尊重那些为经济发展建设做出贡献的“农民工”们。
在经济一路狂奔向前推升的背后,是他们压弯了脊梁,在默默地托举,崎岖嶙峋的发展道路上,到处留有他们的汗水与泪水。
在王德发说完这些之后,唐伟东叹了口气,就连坐在一旁,不“掺和”民政事务的庞军,也是默然无语,因为,他本身也是农民出身,所以更懂得农民的艰辛与不易。
当年若不是跟了唐伟东,或许他现在正跟其他大多数农民一样,要么就是在家里侍弄那几分田地,要么就是跟着其他人一样进城去当农民工了。
过了一会儿后,唐伟东才开口问道:“既然这些事你们都知道了,那你有什么针对性的措施吗?”
王德发此时仿佛心里也有了一些底,所以张嘴就说道:“我这边已经安排了相关部门,准备去找几个费改税的试点。如果改革试点的效果不错,我们准备在全域内推行这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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