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可以这样写？
书种堂全力印刷《国富论》，以此时书坊的印刷速度，赶工出一批雕版大概需要两个月。
《国富论》的上半部以最快速度上马，日夜赶工只求能够快速出版，从雕刻到印刷出品还是用了一个多月，而且首版一千部迅速销售一空，而之后书种堂的刻板都来不及维修，订书的书商和客户就已经将门槛踏破。
这样的大书使用蜡版印刷法卖不上价钱，对于袁无涯来说收入会减少很多，他只能继续使用雕版印刷，于是连忙派人去福建招刻工。
即使这样书种堂也只能赶工《国富论》的上半部，先满足市场，再印下半部，全本的国富论至少要等到年末才能出来。
这书到底还是太复杂，哪怕王文龙写作之时已经尽量将之简化，使得大明的读书人能够读懂，最后的作品依旧有四十多万字。
一些小作坊弄到原本翻刻，却发现把王文龙的原作稍加删改读者就读不通，如果想翻印就只能按照原文进行。
可这样一来字数就太多，翻刻的利润将会十分微薄，所以除了一些骗钱的作品，盗版的《国富论》迟迟没有发行，翻刻的书坊都在挠头想着怎么精简呢。
三吴市面上《国富论》的名声越传越响，但许多人始终都没有办法弄到书籍来阅读。
直到袁无涯赶工出第二版三千本《国富论》，许多已经等的焦急难耐的读书人才有机会看到此书。
他们听说过这书的名气，以为这是一本儒学高论，但是翻开之后几乎无不惊讶——一个由严谨的逻辑思维解析出来的经济世界清晰展现在读者面前。
这种震撼感实在太强，书种堂的《国富论》印到第三千本时，苏州就已经出现了专门讨论此书的文会。
只因为《国富论》在苏州的问世正当其时。
雇佣劳动在此时的三吴已然非常盛行。
明末之前的雇佣往往是一种副业，农民在农闲之时才进城打工，而到了此时的万历年间三吴已经出现了专业的雇工阶级。
同时此时三吴大的机户家中有织机十几台，雇工数十人。
当作坊大到这种程度，业主就已经不需要从事手工劳动、也不需要再亲自监督工人，大机户依旧要照看自己的生意，但是方式已经成为招工头看机器，自己则负责制定再投资方案。
类似的窑户、灶户已经成为运营资本的资本家，而非亲自动手劳动的小工厂主。
就在今年，收税太监孙隆在苏州征税，规定机户“每机一张，税银三钱”，直接促使民变，而民变方式是“机户罢织”——工厂主发现自己不生产就可以对抗朝廷。
机户罢织，整个苏州的商税立刻出现大问题，太监都畏惧三分。
而在工厂主和工人之间也出现了相应的对抗模式，工厂主若降低工价，机工就联合“叫歇”抵抗。
甚至此时已经在苏州濂溪坊一代出现了织造工的人才市场，以师徒关系学出手艺的织机操作工——车匠进城之后就会聚集在濂溪坊一代，几十上百人或站或坐，等待雇佣。
这是之前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场景。
以至于朝廷官员最开始还以为他们是流民，派人去施粥遣返时一问才发现这些人是来找工作的，给饭吃他们根本不走，后来弄了几个机房主来招工，这群人就跟着去了。
经常有人在濂溪坊聚集，弄得言官以为苏州出现了什么大灾。
后来江苏巡抚曹时聘受命调查之后上报朝廷解释此事：
“吴民生齿最繁，恒产绝少，家杼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
而且他还发现这些人居然全部依靠纺织业存身，意识到如果朝廷打压纺织业，肯定会和骚扰农桑一样造成流民：“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房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
三吴新兴的资产阶级需要理论去指导自己的投资，而从未管理过工商业社会的官府衙门也需要相应理论去指导自己的工作。
而《国富论》就在此时问世。
这本书在江南迅速引来许多人的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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