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本部台谏“指实参奏”，再根据情节轻重进行处理，以保证考察落到实处。

　　看起来大宋制定了一套严密的官吏考核制度，但是要是真是如此，就不会出现冗官的现象。一是考课的考语出自各个政府机构的长官，例如“本衙门正官”、“台谏御史”、“堂上官”等等。这个考课是非常主观的，只要能够讨的他们欢心，得到一个不错的考语并非难事。二是考课体系看似严厉，但手段却极为空洞无力，“察其行能，验其勤惰，从公考核明白”。如何察其行能？怎样验其勤惰？以什么样的标准去察验？如果考察没有明确具体可以操作的标准，那么，一个官员的行能就无处可察，勤惰也无处可验，这个考课也就是个不明不白的考课，甚至为考课的官员随心所欲、主观臆断或徇私枉法开来方便之门。

　　这两个考课的漏洞带来的后果就是两个考课漏洞带来的最大隐患就是滋生腐败。考课制度无具体标准，操作起来，可紧可松，可严可宽，具有很大的伸缩性、不确定性。这无异于逼迫官员阿谀奉迎、溜须拍马乃至送礼行贿。退一步，即使没有能力贿赂讨好考课官员，但只要不犯严重错误，没有“不称职”的考语，也可苟且偷安，稳拿俸禄。大宋这么多冗官就是这么来的。

　　更可怕的就是，考课在新旧两党的党争中沦为党争的工具，互相洗牌，彻底失去了考察官吏的作用。官吏制度腐朽不堪，空谈政治流毒甚广。行贿受贿成风，拉帮结派，朋党横行。法令不能通行，禁令得不到实施，整个文官系统一步步走向瘫痪的边缘。官员们为了各自的私利相互勾结，送礼行贿，通过座主门生、同年乡谊、至亲好友等各种关系，结帮拉派，官官相护，狼狈为奸。

　　赵佶借用张太岳的话，韩忠彦拿来说道：“而今之事，唯有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当务之急就是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上下官吏要熟悉自己的本职工作。对于主钱谷者不对出纳之数，司刑名者未谙律例之文，禁之不止，令之不从者，要从严考核。要酌量事之缓急，道之远近，严立限期，辄令奏报，部、院等衙门，大小率务既奉明旨，须数日之内即行题复。该部里立号薄，登记注销。如有违限不行奏报者，从实查参，坐以违制之罪。吏部即以此考其勤惰，以为贤否。”

　　韩忠彦将考成法的本质说明白了，就是推翻缘由的考课制度，实施一套客观的官吏考察制度。做到严考课之法，审名实之归，用人必考其终，授任必求其当，用舍进退，一以功实为准。为官员的考核提供了统一而明确的标准，并且进一步将考核的权力集权到中央机构。

　　韩忠彦说完后，赵佶说道：“韩相所言，吾以为切中时弊，当大行之，凡官吏考核，具用考成之法，重循吏，弃空谈，方为治国之要。”

　　韩忠彦都已经把火力吸引到自己身上了，赵佶也不能退缩，一定要将考成法推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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