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一道讨论，共同精进，也是乐事嘛。”
赵佶这么说，倒让苏辙说不出话了，赵佶接着说道：“对讲读官以及其他讲读之人都应礼遇和尊重，免礼节、赏赐、慰问等等如平常事。”
吕惠卿赶紧上前说道：“官家所言极是，经筵既为帝王之学，何妨召集儒臣，一同论道，集思广益呢？”
赵佶接着说道：“经筵人数增加，当在何处举行经筵？”
苏辙说道：“以往经筵之所一般是在崇政殿西庑或者迎阳门、延义阁等处。”
曾布说道：“崇政殿狭小，恐怕无法容纳这么多人。”
赵佶说道：“吾观实录，端拱元年八月，太宗幸国子监，谒文宣王毕，开辇将出西门，顾见讲坐，左右言学官李觉方聚徒讲书，即召觉令对御讲说。不若于国子监经筵。”
赵佶早就想到国子监去看看，作为大宋的最高学府，国子监的学子们可谓天骄了，对于国子监，历代大宋官家也十分重视，能判国子监或者任国子祭酒的，无一不是饱学鸿儒，太学生们也是大宋政治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群体，他们搞事情的能力丝毫不亚于台谏，不少宰执大臣就是被太学生们搞下台的。
赵佶突然说去国子监开经筵，韩忠彦连忙阻止道：“官家，太宗于国子监令讲官讲读，是一时兴起，并非常例，经筵还是要在禁中举行的。”
赵佶当然知道经筵不可能每次都在国子监举行，只是要把这个事拿出来说一下，为日后去国子监找好借口。赵佶说道：“如此就在大庆殿吧，令礼部进经筵仪注，择定日期，准备经筵。计相留一下。”
诸位宰执们走后，只剩下吕惠卿在场，赵佶开口问道：“计相，听闻当年王荆公编《三经新义》，计相也参与了，计相如何看此书？”
《三经新义》为《周礼新义》、《尚书新义》和《诗经新义》的合称，熙宁六年（1073）在神宗的要求下，置经义局，由王安石父子主持进行编撰，至熙宁八年（1075）修成。《周礼新义》十六卷、《尚书新义》十三卷、《诗经新义》二十卷，其中《周礼新义》为王安石亲手所着，《尚书新义》主要由其子王云在王安石的指导下撰写，《诗经新义》由王云、吕惠卿及王安石一些弟子修撰，最后由王安石审定。
对于此书，吕惠卿可谓及其了解了，他是全程参与了此书的编撰。故而赵佶向吕惠卿询问此事。
吕惠卿说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对于王荆公变法而言意义颇为深重，《周礼》是王荆公变法的支撑，王荆公致力于将《周礼》智慧与实际情况相结合，从《周礼》之中汲取改革智慧。虽有所谓三不足之论，然尊周礼，乃是三经新义的根源。”
说道这本三经新义，吕惠卿不由得眉飞色舞起来，仿佛又回到三十年前在王安石麾下，颇受重用的时候。三经新义虽然是王安石为新法所作的理论依据，但是其中吕惠卿出力颇多。
赵佶笑着说道：“左右今日无事，计相为吾略解一二，说说三经新义。”
吕惠卿说道：“臣谨受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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