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精锐,有点骄傲自满了还不行吗?”
范纯仁忽然话锋一转,“年少气盛,也不见得就都是坏事。如此看来,在你心中,是赞成对西夏用兵喽?”
杨怀仁被问到了如此地步,想不承认也不行了,只好坦然点了点头。
吕大防接过话来说道,“我大宋多年来受西夏搅扰,也是时候一劳永逸,想西夏用兵了。说起来,老夫跟尧夫兄,也是赞成用兵的,只不过……”
范纯仁把话又接了回来,“只不过真要一劳永逸,怕是要用举国之力才能办到,若是此时契丹乘隙而入,大宋又如何自处?
或是再有一次永乐城之战那样的大败,大辽就不会错失良机了,而大宋,可就承受不起北方的威胁了。”
吕大防神情凝重,想起当年永乐城之战的二十万宋军亡骨,竟潸然泪下。
杨怀仁虽然没有那样的经历,但一战就损失了二十几万宋军,是不难联想到当时大宋朝野上下的一片哀鸿之声的。
但如果他把自己摆到一个后世人去看待,就能理解范纯仁和吕大防的心境了,不过他也看到了像范吕二位相公,作为文人看待战争的一些局限性。
文人善于治国,可不懂战争。他们可以为了一场战争的胜利而振臂欢呼,也能为了战败后数万大宋子弟的殒没而悲戚,却在面对战争的时候,有一种文人特有的思想禁锢。
宋夏庆历和议的那几十年里,大宋名义上每年向俯首称臣的西夏御赐银五万两,绢十万匹,实际上和每年向大辽进贡岁币是一样的窝囊。
当时的文人有耻辱之心,他们可以忧国忧民,可以口诛笔伐,可以执笔立志,可这都是假把式,他们始终无法也不能改变这样状况,更没有能力和决心。
熙宁年间熙河之战大胜西夏之时,西夏称臣,许诺纳贡,他们便又轻易的相信了西夏的忠诚,还因为西夏的谦卑洋洋自得,便错过了曾经最好的一劳永逸的机会。
后来便有了永乐城的兵败,再次和西夏何谈,便只能易地求和了,说起易地求和,杨怀仁想起正是司马光这位当时文人之首的主意。
而当时满朝文武里,除了章惇这位直臣在朝堂之上大骂“议者可斩”表示激烈反对之外,竟无一人敢言,之后章惇被贬,到如今起复为相之后对又执意对西夏用兵,也就不难理解了。
范吕二位相公也都是忠臣,可惜他们的文人思想里,只有“和”,却不懂这种“和”是只有通过“战”才能获取的。
所以在面对用兵之时,心中知道必须用兵,却又过于忧虑,导致了前瞻后顾,最后就故步自封了。
杨怀仁也知道他们这样的思想,也是受到时代的局限性的,所以倒不是贬低他们,而在他的眼里,此时对西夏用兵,确实是风险巨大的,即便他知道结果是好的,可如今想起来,免不了有些细思极恐的感觉。
他忽然觉得哪里不太对,大辽一向是一边挑拨宋夏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又一边装好人出面斡旋维持这种表面上的平衡,而他们自己不断的从中坐收渔翁之利。
那么这一次宋夏战争里,为什么大辽没有出手干预呢?
请收藏:https://m.yssj.cc
(温馨提示:请关闭畅读或阅读模式,否则内容无法正常显示)